9月CPI超预期 为何美国通胀水平依然居高不下？

上周四（10月13日），美国劳工部公布了9月份的消费价格指数（又称零售价格指数），9月份同比增长了8.2%，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通胀高达6.6%，表明物价上涨压力正传递到更多的生产与服务部门。

上周四（10月13日），美国劳工部公布了9月份的消费价格指数（又称零售价格指数），9月份同比增长了8.2%，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通胀高达6.6%，表明物价上涨压力正传递到更多的生产与服务部门。消息刚一发布便引起了金融市场的大震荡：标准普尔跌去400多点；美元指数快速上升，主要货币汇率应声而下。所幸的是，当日股票市场上演了大逆转，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2.6%，但周五交易时段，投资者充分消化了报告内容，悲观情绪再占上风，标准普尔500股指跌2.37%，全周跌1.55%。

这份通胀报告估计更坚定了美联储11月2日加息75个基点的决心。美联储决策时偏爱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（BEA）所编制的个人消费成本价格指数（PCE），尽管两个指数对一篮子商品与服务所赋的权重不同，但所反映出的价格变化趋势是一致的。如表所示，虽然食品价格涨势减弱，能源价格继续小幅回落，除能源和食品外的其它商品价格出现零增长，但服务价格涨势较猛，住房和医疗服务价格涨幅为3月份以来的新高，交通服务价格出现较大幅度反弹。美联储现在已没有退路，必须继续大幅度加息来遏制通货膨胀势头，否则如果通胀持续下去，生产和消费市场会更加混乱，企业决策困难，经济增长滑入滞胀泥潭，金融市场跌势不休，最终会牺牲未来的经济增长。

为何货币政策难以奏效？

美联储决策者们现已达成共识，不惜一切代价治理通货膨胀。然而，利率上涨这么快，为何通胀水平依然居高不下？

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不外乎有两种：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。前者指通胀产生的原因源于新营销手段和技术进步、扩张型财政政策和长期宽松货币政策，后者指供应不足时厂商涨价行为、工资成本压力、疫情之下全球供应链紊乱、芯片短缺、大宗商品上涨、自然灾害、政府监管与税收、货币贬值、地缘政治、军事冲突和战争等。以此来看，美国这一轮通货膨胀是一果多因，除货币贬值因素外其它需求和成本因素兼而有之，因此货币政策难有较大的发挥空间。

首先，与任何政策一样，货币政策效果也有较长的滞后期。即使美联储决策官员们能及早发现问题、提出解决方案、确定货币政策方向、在会上获准通过执行决议并具体实施，这个过程至少要等三个月，当货币政策开始产生实际效果时又要滞后至少两至三年。何况通胀苗头出现时，美联储接连出现判断失误，迟至今年3月16日才开始加息，已错过了干预好时机。此外，美联储常标榜自己决策的独立性，事实上美联储主席和其他官员要么经共和党籍总统提名后获准任命，要么经民主党籍总统提名后获准任命，在美联储内部按党派已形成了两大阵营，各为其主，在关键决策时会选择服务选举需要。

其次，美国消费结构发生了变化。1979年沃尔克担任美联储主席时，个人服务消费在GDP的占比为32.3%，目前已经达到了44.6%。如表所示，美国商品消费（居家食品、外出就餐、能源产品及其他商品的总和）仅占39.488%的权重，即使消费品价格涨势缓下来了，或停止上涨了，但服务价格粘性很强，因为服务价格一旦涨上去就不会跌下来，所以整个消费物价指数很难在短时间内降下来。物价稳定指与去年同期相比现在物价涨跌情况，而非回落至通胀前的水平。

再次，与四十年前相比，当前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已大不相同。上世纪80年代初为全球经济一体化萌芽期，国际政治形势走向缓和，军事冲突影响范围有限，各国间经贸往来处于较低水平，通货膨胀的国际溢出效应较弱。当时国际政治局势大体分为三个阵营：美国及其盟友、苏联及其盟友和不结盟组织（第三世界国家），彼此间国际贸易与投资活动水平不高，因此通货膨胀仅表现为个别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现象，较少演变为世界性难题。如表所示，1973-1983年期间，美国通胀水平与加拿大、韩国、法国和OECD通胀率的关联度较高，但与其他国家通胀率的关联度并不十分显著；2002-2022年期间，除南非外，美国通胀水平与表中其它国家和OECD通胀率的关联度非常显著。换言之，通胀问题已成为全球性问题，各国政府须共同努力从源头上遏制通货膨胀，这才是治标又治本的上上策。

最后，如今信息技术发达，各类市场消息瞬间传遍世界每个角落，把世界变成了真正的地球村。在1973-1983年期间，交易所数量少，交易规模较小，流动性较弱，价格发现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出来，原油、金属、咖啡、粮食等主要大宗商品还没有形成全球统一价格，而现在交易所价格已成为全球生产与消费企业产品定价基准，价格涨跌对全球经济产生很强的溢出效应。

“美国优先”导致全球供应链紊乱

国际环境恶化是各国治理通货膨胀的主要障碍之一，美国则是作茧自缚。“美国优先”充分体现了美国政府自私自利的做派，在国际事务中不仅要打击自己假想的敌人，还要削弱自己的盟友。

俄乌冲突爆发后，俄罗斯几乎被挤出欧洲能源市场，美国页岩天然气得以高价销往欧洲，欧洲国家难以消化高价能源冲击，经济正陷入严重衰退之中。在亚太地区，美国大搞所谓的“印太经济框架”(印度已退出)。在世界大变局中，亚洲地位正在崛起，而欧美老牌大国日渐衰落，二战后所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与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很不适应，美国却缺乏大国担当，不主动改革国际经济组织运行规则，也把世界共同面临的气候变化、社会公平、扶贫助困等重大问题置于脑后。

从历史看，特别是自上世纪90年代初，美国一直是开放政策的受益者，如今却走上了背道而驰的道路。在政府保护下，美国一些企业能够把自己的商品和服务销往海外市场，经过数十年积累逐渐成为在国际上颇具影响力的跨国企业。1979年，美国进出口贸易与GDP之比为18.38%，虽经过疫情冲击2021年占比仍然高达25.48%。换言之，美国经济发展依赖许多中间产品进口，不可能实现完全自给自足，成本也不许可，且严重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基于自己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其中，劳动分工更加明确，逐渐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高效率全球供应链体系。

如今，美国却让全球生产体系重新退回到旧的经济体系中，借建立供应链韧性之名扭曲和破坏现有的供应链体系，以满足其垄断世界重要行业商品生产与销售的野心，“美国优先”加重了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胀问题。美国也为自己的自私行为付出了代价，其通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国际供应链体系紊乱的后果，是通胀持续时间长久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例如，芯片产业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行业，每个生产环节都需涉及许多国家和地区，且产业投资大，芯片企业需要量产才能尽快回本。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芯片消费市场，美国主要芯片企业对中国市场自然有较高的依存度。2021年，中国市场销售占其总收入30%以上的芯片企业有高通（67.07%）、思佳讯（63.18%）、德仪（54.51%）、西部数据（47.06%）、Qorvo（39.33%）、博通（35.53%）、应用材料(32.67%)、赛灵思（32.41%）和康宁（31.92%）；超过20%的企业有安费诺（27.99%）、英特尔（26.75%）、AMD（25%）、英伟达（23.3%）和微芯技术（22%）；超过15%以上的有艾利丹尼森（19.98%）和美光科技（18.18%）。

美国此轮通货膨胀高企的原因有很多，国内因素有之，国外因素亦有之，因此不管美联储未来如何加息，政策效果难及其通胀的“病根”，但会把摇摇欲坠的美国经济推向衰退边缘。最近二十多年，美国通货膨胀一直处于较低水平，这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经济红利。如今，美国却正在破坏世界供应链体系，其经济后果不难想象。

从对外政策讲，美国应认真听取各方的合理诉求，敦促俄乌两国以和平手段结束冲突；取消对俄实施的经济制裁，缓和欧盟与俄罗斯关系，让脆弱的欧洲经济重获生机，也让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回落。

此外，拜登总统应尽快调整对华政策，取消对中国商品加征的高额关税，使双边关系正常化，以减轻通货膨胀对国内民众生活所造成的压力。然而，离中期选举不足一个月，拜登总统不太可能在短期内调整对外政策。如果民主党中期选举中失去了对参议院或众议院的控制权，拜登很难在国内事务上有所作为，会将注意力转移到外交政策上。